编者按：古往今来，名家名著历来是科学繁荣、社会兴盛的重要标志。培育名家、多出名著，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30多年来，一批优秀科研人员潜心治学、穷经皓首，出版了一批学术名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宝贵财富。本着尊重名家、传承学术，进一步促进学术繁荣和加强智库建设的要旨，山东社科院组织出版了《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首批《文库》（15部）已于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进一步释放这些名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特开设“《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作者专访”，对“文库”作者进行学术访谈，以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体会得以广泛传播。

《中国高校人才供给与产业人才需求拟合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4期），是我主持的教育部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课题“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问题研究”的结项成果的一部分。本文于2007年荣获山东省第21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纳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二批）。按要求《文库》入选者都要有一篇感想与说明，遂草就这篇治学感悟。

（一）

相信很多科研工作者人都有过“一步之遥”的苦恼。突破自己，突破学术上的一个制高点，成为为同行关注和为社会认可的学者，好像是遥不可及，但冥冥之中又好像是只有“一步之遥”。

我是1980年通过全国社科院系统统一招考进入山东社科院工作的，且受领导之命研究人口学。当时人口学学科体系尚处在初创阶段，虽然我懵懵懂懂进入这个学科领域并被“誉为”是出道较早之人，虽然在当时也接受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多次培训，也在山东大学经济系旁听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资本论》等一些课程，但我深知在自己粗浅的知识背景下要想突破“一步之遥”简直是遥不可及（说愚不可及也可）。但自己对“一步之遥”的遐想与追求始终未曾放弃。记得好像是在跨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全国各大部委及各省开始在网上招标公关课题，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等方面的课题琳琅满目，那一年部委级的、省级的、包括院级的大大小小课题我申请了十多个，但一个都没中。记得刚来社科院时首任院长蒋捷夫给我们“训话”：一项立得住的成果至少要在三个“新”上占据其一，要么是观点新，要么是方法新，要么是材料新。标新立异是我当时最懵懂的“初心”。后来经过多次碰撞才知道，“出新”不仅仅是要敢想，而且还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博采众长的“采拮力”。

（二）

2004年，教育部向全国招标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编制前期研究课题，我斗胆用经济学供给与需求的理念加之人口学的方法，申报 “人才培养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研究”，结果有幸中标。我带领课题组成员（主要参与者有人口所的周德禄、孙同德、李兰永等）团结奋斗、刻苦攻关，一年之后终于完成。教育部对这项长达5万字的课题报告给出的鉴定意见是：该项研究“着重从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拟合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把经济学中效益优先的基本观念，用于分析各学科毕业生的环比增长速度与就业的关系，为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研究报告对当前我国人才需求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分析比较准确，所提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规划编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该项成果后来作为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十一五”重点课题成果选编出版。

这次承担课题研究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对跨越“一步之遥”多了几分自信。对本项研究成果做了多项处理：（1）整理出多篇论文分别在《中国人口科学》《中国高等教育》等国内高层杂志发表。（2）以院《科研要报》形式写成“加快构建山东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拟合监测预警系统”的决策建议报省领导，时任副省长的王军民做出批示：“请齐涛同志阅示，能否将‘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的预测’这一题目提交科教领导小组研究”。批示当月，王军民副省长还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如何调整我省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应邀参加此次座谈会并发言。此次会议之后，形成省政府鲁政发[2005]133号文件，并将该项目提出的建立人才需求预测信息交流和发布机制的建议写进第15条。（3）应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之邀提供素材，由记者张晓晶以内参形式在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刊载，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时任教育部长周济阅后作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批示：“请高生司、高教司并沁平、启迪同志阅研。张柏林同志提议由人事部与教育部等共同支持和组织人才供需预测机制，每年公布一年、三年、五年后人才供需预测情况，供社会参考。请着手研究并联系共同工作”。（4）鉴于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能会产生更大社会作用的感觉，又进一步整理成 “关于加快构建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拟合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议”，于2006年5月报送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同年6月1日做出批示：“请至立同志阅批后转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同日，国务委员陈至立批示：“请教育部认真落实温总理批示。建立人才供需的预测机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教育部要花大力气组织理论研究和能力建设，为科学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供依据”。教育部高教司、发展规划司于2006年11月9日召开了落实温家宝总理批示专题座谈会，我有幸作为批示成果的作者应邀参会并做汇报发言。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省委副书记高新亭、副省长王军民也对此做出批示。2006年底，王军民副省长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启动山东省人才供需预测工作；2007年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专门以鲁政办字[2007]35号文件下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山东省人才供需预测有关工作的通知》。为此，社科院成立专题课题组，在2007-2010年间每年春季和秋季各发布一次山东省人才需求预测报告。该项成果最后以论文形式在2007年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虽然我们在这一问题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至今我仍然认为，我国高校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协调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仍然需要下大气力进行深入研究。

（三）

“一步之遥”之说，其实是一种人为设计的自我挑战的说法。这种挑战尽管常常无疾而终，或遭非议，但有时自我感觉痛中有涩，回味绵长。有点像堂吉可德的风车之战，虽留人以笑柄，但亦可圈可点。这样来看“一步之遥”，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中都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挑战，别人看见的只不过是成功的那一个亮点。记得是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当时我也斗胆提出“将市场机制的理念引入人口控制”，结果遭到当时国家计生委主任的驳斥：计划生育也像市场经济那样搞自由买卖，岂不乱了套？当时我只能无语。在那期间也发表有关几篇文章，如“将市场机制引入人口控制管理”“关于中国人口研究向市场经济拓展的思考”“探析我国生育管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生长点”“关于构造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人口控制新模式的思考”“关于变市场机制调控家庭生育的思考”等，这些文章尽管也都发表在《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计划生育》《市场与人口分析》等国家计生委、北京大学人口所主办刊物上，但最终这些观点均未能得到高层决策部门的认可。现在想来，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有点太冒进了，论证也不够充分，主要还是时机不成熟，或许再过一二十年后，这个观点才可能被政府和学界所接受。

一项“出新”的成果，遭非议是常有的事。即便是当时被热切关注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拟合的说法，也同样遭到非议。在那次教育部高教司落实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上，教育部就有人提出，“人才预测预警”是不可能的，高校是培养“通才”的地方，不是培养技能劳动者。时过10多年，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仍然被人津津乐道地阔论，甚至还通过办民办高校等方式做各种实验。但我当年提出的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协调发展的观点现仍不过时，只不过难点是如何进行前瞻性地预测。像人工智能的发展，几年前谁会料到它对许多产业的“入侵”会如此猛烈？人工智能人才会如此稀缺？由此看来，一个观点的提出，可能当时会炒的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所求得的应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找到达到“一步之遥”彼岸的过河之舟，这其实是很难很难的，或许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做到。

（四）

静下心来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跨越“一步之遥”最必需的状态。

静下心来的最大收获是能读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但日后“方恨少”的书。我刚来社科院时分配在经济所，当时的经济所长于方弘带领我们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每周一次，一人领读一个小节，还要写读书笔记。这种像吃夹生饭一样雷打不动的学习坚持了大约一年多，虽然很痛苦，但后来回想起来，很多人都很感谢那段学习时光。因为由此，才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必需的理论基础，使我习惯于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视角去思考一些人口问题，如劳动力和人才的发展、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等等。

静下心来能使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一些看似不着边际然而十分有用的事情。记得我在做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计划生育产业化运作的经济学思考”时，足足有大半年没有动笔，当时一直没想好从哪里入手去做，因为仅这个题目就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终于在一次开会时见到当时北大人口所所长张纯元教授，向他诉说我的苦恼。张教授一直在静静地听，只在最后说了一句：有时当我们不能“证真”时，为什么不去考虑“证伪”？他的这句箴言如醍醐灌顶，时隔十几年我一直都在感念他的句话。

静下心来去倾听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其实对自己的学术成长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滋养。听李善峰研究员讲梁漱溟，你会去顺着线索查看上世纪30年代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听刘宗贤研究员闲聊宗教，你会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宗教方面的事情；听刘大可、庄维民研究员讲山东解放区革命史、沿海地区近代经济发展史，会使你获得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与院内外青年人交谈，你会发现现代科技发展竟如此之快，人类每天都在创造新的知识，而这些倾听都会使你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当然，静下心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终于有时间去梳理一下几十年你一直都想做但一直未能做的学术“碎片”。譬如对婚姻的研究。我初进社科院参与的第一项课题是《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人口的婚姻家庭”一章编写。婚姻是一个无论谁都想说两句但谁都说不透的话题。婚姻对一些学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一直悬而未解之迷？婚姻是经济的衍生物吗？婚姻是游离于政治和经济之外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的吗？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前辈美国学者W·I·古德在很多年前提出，（婚姻）家庭进程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结构，……（它们）既有可能促进政治和经济机制的运转，也有可能阻止这种运转（1964）。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各布·明塞尔也曾直言：对婚姻和后果进行集中考察是十分迫切和及时的。……我们已经由大规模家庭走向原子家庭，现已走入亚原子家庭（单亲或单身家庭）。至于这一趋势是对经济增长做出的适应性调整，还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我们尚不清楚和明朗。这一趋势本身及其后果仍然需要我们在将来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索（2003）。 我对婚姻问题的涉猎其实一直都处在“碎片”状态，人口学中的结婚率、离婚率、丧偶率、早婚率等，是我最早遇到的且又是一堆最枯燥无味的数字，而社会学的婚姻存续与冲突、单亲家庭等又总是使人进入一种“理不断剪还乱”的混沌状态，经济学家也在谈婚姻，婚姻经济学、婚姻交换等说得也头头是道……。在这期间我虽然在一些课题中断断续续接触过一些和婚姻有关的社会调查，如联合国人口基金CPR/90/P06项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子课题和福特基金中国社会学项目《山东农村妇女教育收益实证研究》，以及《新中国人口五十年》“婚姻”一章的编写等，但这些碎片好像一直在沉睡，一直在等待唤醒。终于在我即将退休的那一年，国家社科基金招标课题里有了人口结婚率研究的内容，我以“中国近百年结婚率变动研究”为题再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果有幸再次中标。

我们这代人，一生都在背负着时代烙印踯躅前行，所幸，那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现在看我们的历史使命，充其量就是个“承上”，断然不敢说“启下”。因为正在走向成熟的“70后”“80后”，已经在用我们“听不懂”“ 看不懂”的话语和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新时代”。他们所创造的辉煌定会超过我们千倍万倍，在他们面前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小学生，如果他们还愿意教我们。

鹿立学术简介

鹿立，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和项目鉴定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成员（省委组织部人才库），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曾任中国人口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人口政策与法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女性人才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人口学会副秘书长，山东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在研项目1项），教育部课题1项，联合国人口基金CPR/90/P06项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山东域子课题和福特基金中国社会学项目《山东农村妇女教育收益实证研究》各1项，及多项省级课题。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山东省精品工程奖1项。全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个人专著4部；国外外文刊物转载3篇；国家及省部级领导批示10余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