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往今来，名家名著历来是科学繁荣、社会兴盛的重要标志。培育名家、多出名著，无疑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任务。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30多年来，一批优秀科研人员潜心治学、穷经皓首，出版了一批学术名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宝贵财富。本着尊重名家、传承学术，进一步促进学术繁荣和加强智库建设的要旨，山东社科院组织出版了《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首批《文库》（15部）已于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进一步释放这些名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特开设“《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作者专访”，对“文库”作者进行学术访谈，以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体会得以广泛传播。

 刘宗贤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其中尤着力于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研究。由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儒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当代东方儒学》被收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一批）。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刘宗贤研究员。

  记者：刘老师您好！您的专著《当代东方儒学》被收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一批），这是您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您一定深有感触吧？

  刘宗贤：是的。这是山东社会科学院给予我的最高荣誉。回首往事，我在学术研究上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培养和扶持。对此，我感怀在心。

  1980年，在中国社科院主导下，全国各省市区社科院统一招考研究人员，以壮大社科研究队伍，重振中国社会科学。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在一个偏僻县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我报考的专业是中国哲学，方向是宋明理学，经过认真准备和严格考试，被顺利录取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说，山东社科院是我的梦想实现之地，寄托着我年轻时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社科院给了我们阳光和雨露，我们那一代人是和社科院一起成长发展起来的。

  在社科院工作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入院不久，我所在的哲学所组织了一次学习进修，每个人选择中哲史专业中的一个人物写一篇文稿，在所里宣讲，接受大家的评论。当时我选的是汉代董仲舒，写了洋洋上万字，下了很大功夫，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份底稿。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我的专业研究起了一种引路的作用。第二件事是我第一次写论文。1981年我参加全国第一次宋明理学研讨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我的论文《王阳明的实践道德说初探》入选，后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这篇论文是在所里老专家直接指导下写成的。会上见到了哲学界大师级人物冯友兰、张立文、方立天等，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使我终生受益。第三件事是我写《陆王心学研究》这部专著的经历。当时山东社科院成立不久，资料欠缺，我手头只有我先生蔡德贵从山大借来的《王文成公全书》，及本院《四库全书》收录的一些人物资料。当时也不能像现在可以用电脑查阅，都是跑图书馆，手抄、复印、照相。记得查找一部《甘泉文集》，我来回骑自行车跑山大图书馆，一个星期才完成。而有关王阳明的研究资料，则是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收集的。1983年开始写作，到1994年修改、抄写、充实、定稿，历时十余年。最难忘的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泰斗张岱年先生。1994年初夏当我携书稿专程去北京向岱年先生索序时，先生刚过完85岁大寿。这样高龄，竟冒着酷暑认真阅读拙稿，并亲笔撰写了序言。先生这种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一直激励我在研究学问的道路上不懈奋进。

  记者：您的回忆和介绍令人感动。在山东社科院这一学术殿堂里，您是怎样走向儒学研究之路的？

  刘宗贤：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专注于阳明心学的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儒学研究重新兴起，90年代以后我逐渐把研究兴趣转向了儒学。山东是儒学发源地，是孔、孟、荀研究的前沿。我开始研究儒学，也把目光集中于孔子思想、孟子思想。但对孔子的仁学伦理结构，孟子的人性论、心性说，我往往会从中国哲学的特点、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去思考。我们这代人成长于“文革”之前，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十年“文革”似乎切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但我却于心不甘，总想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中，这似乎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也是我后来展开儒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由这一起点，我研究儒学大体循着这样一个思路：

  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的精神生命；

  儒学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发展中的地位；

  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儒学注重人的伦理特性，强调人人都要有社会责任心，并进行道德自律，以维护社会的理性秩序，建立长久的社会文明。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造就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我发现儒家人文思想注重对个体群体关系的辩证认识，而这正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儒家伦理的活力所在。

  我以为，今天儒学在中国的重新兴起，不只是中国自身现代化的一种内在需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融合趋势的一种必然选择。世界越来越小，变成了地球村，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交往交流中渴望了解对方的文化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源远流长、积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学，更是在当今世界文化交融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与作用。

  记者：很多读者觉得《当代东方儒学》不是一般地泛泛介绍东方各国儒学概况,而是把东亚儒家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此您有何种体会？

  刘宗贤：上个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起飞，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东亚现代化突飞猛进，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集团主义人文类型”的现代化模式，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意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今天我们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追寻儒学变化的踪迹,必须具备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大视野。应该说，东方文化与东方哲学，即是我们了解东方儒学的大背景。

  《当代东方儒学》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项目“当代东方哲学的新进展——当代儒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99BZXO23）的最终成果。由我和蔡德贵主编，一起完成的有原山东社科院儒学所梁宗华、杨晓伟、路德斌、冯克利等青年研究人员以及蔡德贵的学生王佃利、牟宗艳等。两方面的专业特长，一个是儒学，一个是跨文化与宗教研究，形成了完美的结合。诚然，承接这样一个带有创新性的课题，对于我们是有相当难度的。研究课题背景广阔、内容宽泛，地域和时间跨度大，需要翻阅的资料多，这些都超过课题设计时的主观想象。课题组成员同心合力、集中攻关，历经三年多的努力，终于于2002年4月完成书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顺利出版。

  本书所研究的当代东方儒学，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儒学，新加坡等以华裔为主要构成民族国家的儒学，以及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等其他东方国家所受儒学的传播和影响。历史上，东亚等国家曾受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儒家文化圈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潮的冲击，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调整传统思想、重新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因而儒学与现代的关系是它们共同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本书的内容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绪论。主要论述东方儒学孕育、形成、发展、衰微以及在当代复苏的大背景，即东方文化与东方儒学。在这一部分，我们特别论及东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和四大文化圈（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概念，以及东方文化的特点、东西文化交流、东方文化体系内部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东方社会与东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及东方价值观等问题，意在说明东方儒学的“东方”，更多的是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的。我们引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点，以此说明世界多元文化具有的不同精神资源、不同潜力和不同发展脉络，并以此作为儒学的世界性研究、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等问题讨论的广阔背景。

  第二，当代东方儒学的现状、特点。主要研究儒学的原创价值，以汉字与汉文化圈为逻辑起点，阐述东方儒学的形成和演变，并展示近代以来儒学的维系和发展———中国现代新儒家，当代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儒学，儒学与东亚模式，以及东方儒学的层次、差异及共同价值观等。以儒学与东亚模式为基点，探讨儒学在当代社会的转型。

  第三，当代东方儒学的发展趋势。主要提出以下观点：儒学宗教化趋势，儒学实用化趋势，儒学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对话、沟通、互补的趋势，儒学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定位的趋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相通的趋势，以及当代世界全球化趋势与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

  记者：《当代东方儒学》2005年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其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您觉得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宗贤：本书出版以后，众多杂志和报纸发表述评予以评论和推介。主要有刘蔚华《儒学的远行:读<当代东方儒学>》，丁冠之《世界性课题：<当代东方儒学>》，张全新《当代东方儒学研究的新成果》，闵维中《评<当代东方儒学>》, 王玮《<当代东方儒学>开创东方儒学研究的新局面》，金刚《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东方儒学的著作——评刘宗贤、蔡德贵主编的<当代东方儒学>》，杨亚利《椎轮为大辂之始——评刘宗贤蔡德贵主编<当代东方儒学>》。其中丁冠之先生认为，“这部著作的突出贡献，是为《当代东方儒学》的研究建构了一个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作者以世界文化和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宏观视野，从哲学、文化和宗教结合的角度，来审视东方儒学，并以此为基础，从整体上论述了东方儒学的形成、儒学的原始价值观、当代东方儒学的现状与特点，以及东亚各国和地区儒学的异同。同时又着重论述了儒学与‘东亚模式’的关系，东方儒学的共同价值观，儒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当代东方儒学的发展趋势和儒学实用化的问题。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许人们还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却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比较成功的范例。在该书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许多独立创新的见解，如对东方、东方哲学、当代东方儒学的界定，对儒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述，儒学实用化问题，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儒学能否成为普世伦理的问题，以及儒学发展的六大趋势的论述和展望等，都有使人耳目一新之处。”

  刘蔚华先生认为，“这些年来，从国际的视角和专题性角度研究儒学史的著作并不少见，然而立足于世界范围从综合的角度重点对‘当代东方儒学’作视野开阔的大叙事，尚属仅见，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第一个贡献。”“其次是这部书力求揭示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精神辐射能力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论点。例如，他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叙述东方各国儒学，而是把东方儒家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着重探讨当代东方儒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来儒学作为东方儒学的一种古老形态的学术文化，其生命力必须经受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检验，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经济腾飞，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的‘社团人文主义类型’的现代化模式。80年代东亚腾飞成绩斐然，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认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起支撑作用，而不是过去依据概念的推导，得出的儒学先天具有阻挡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原罪结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是由实践作出的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历史不是抛弃了儒学，而是选择并改造了这一古典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儒学在当代得以新生发展，实现凤凰涅槃，其运命在兹！希望也在兹！”

  比较客观地讲，《当代东方儒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对东方文化及东方哲学的全面论述上，为儒学铺垫了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从儒学的原初价值观，及汉文化圈的基本概念，为当代东方儒学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著作的主体部分，从纵横两方面研究了当代东方儒学的现状和特点：东方儒学的形成和展开，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代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儒学，及儒学与东亚模式的关系，东方儒学的共同价值观等；并研究了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儒学实用化问题、当代西方儒学观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等问题，提出了当代东方儒学发展中现实的和可能的六大趋势。该著作结构完整、理论扎实、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在从哲学与文化及宗教结合的角度研究儒学方面有所创新，是国内比较系统地研究当代东方儒学的第一部专著。

  最后，我要对社科院文库出版《当代东方儒学》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感念唐洲雁书记关注、爱护、支持儒学学科。祝愿我院的儒学研究蒸蒸日上、成果累累！

刘宗贤简介

刘宗贤，女，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其中尤着力于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主要著作有：《陆王心学研究》《中国儒学》《十大思想家》（合著）《理学要义》《良知的呼唤——王守仁心学觅踪》《当代东方儒学》《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鲁文化研究》（主编）等。参著《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参编《儒学大辞典》《孔子文化大典》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文史哲》《退溪学报》（韩国）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当代东方儒学》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专著《陆王心学研究》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并获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科图书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科优秀图书奖；论文《儒学伦理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儒家人文思想群我关系的辩证机制》《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先后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