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最近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辞和闭幕辞中一再明确地提出了“新工业革命”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二十国集团创新蓝图》中又把“新工业革命”作为“四大行动”之一，还专门制定了《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此可见，“新工业革命”已成为我国和全球公认的当代重大发展趋势和重大发展战略。您是长期研究世界新工业革命和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学者，对此有何感想？

韩民青：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工业革命的重要讲话以及二十国集团关于新工业革命的创新规划，心里很是振奋和高兴。当前，在全球范围已形成了以资源匮乏、生态恶化、市场疲软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拐点和工业危机，同时一场由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组成的新工业革命也正在兴起。不论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全球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都必须从新工业革命的视野中予以观察、定位和展望。

记者：关于新工业革命和新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推进过程。您是最早的倡导者和思想先驱之一。能否谈谈您关于新工业革命的研究经历？

韩民青：好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从历史观层面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问题。2002年4月到8月，我在《光明日报》接连发表了《文明的演进与新工业革命》《论新工业革命》（整版文章）和《关于新工业革命的对话》三篇文章，阐述了关于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的基本观点。2003年5月，我又在《科技日报》发表了《中国必须走向新工业化——新工业革命与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整版文章），明确提出和阐述了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2003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招标“国家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我设计的《树立新工业化发展观与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中标，到2004年底提交了8万多字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开辟了“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我10多篇关于新工业革命和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的文章。随后几年，《哲学研究》《当代亚太》《东岳论丛》等杂志也连续发表了我新工业革命的研究文章20多篇。2008年5月，我出版了《2050：中国展望》和《2100：全球抉择》两本书，对中国和全球新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2009年10月，我出版了《中国崛起是一场大革命》，深入阐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工业革命路径。2010年7月，我又出版了《新工业论——工业危机与新工业革命》，进一步把新工业革命问题的研究从发展战略层面深入到发展理论层面。最近，以唐洲雁书记为课题主持人、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山东社科院课题组又完成了《2050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的大型研究报告。

说实话，我关于新工业革命的研究在2010年以前是孤独的。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寻求全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问题，这方面的论文也比较多了，还翻译了一些关于新工业革命的书籍。

记者：据了解，目前不少文章提出的概念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存有不少争议，如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标志的界定，以及是否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提法和争议？

韩民青：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不赞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这是因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远远超越了“工业革命”的范畴，不再适合称之为“某某次工业革命”。我用“新工业革命”的说法来称谓这次新产业革命，它的意思是超越传统的旧的工业化范畴，属于“超工业化的新产业革命”。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和许多访谈中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由于蒸汽机和煤炭的开发利用，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由于电力、电话以及广播电视的利用而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进一步提出，2008年随着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向终结。救助这次经济危机需要新的模式和能源通信之间的新交汇，这将是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这就形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因此，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和主要内容就是新能源和互联网及其结合。由此看来，里夫金所讲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范围是很小的，深度也是较浅的。

实际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远不仅仅局限于里夫金所说的范围和深度。我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不断描绘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将来的新时代，先后提出了“原子能时代”“信息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纳米时代”“生态时代”“太空时代”“知识时代”等若干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人们普遍觉得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全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人们开始觉得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造成的新时代并不是这些说法中的某一种，这些不同的说法单独看来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代，而新时代有可能正是这众多不同说法的综合和统一。

记者：大量事实表明，一场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已经兴起。您认为它有什么特点？

韩民青：这场新工业革命至少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表现为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大而不是局限于单一领域,如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众多领域。

第二，表现为新科技革命直接导致了新产业革命，成为新产业革命的直接前奏，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产业革命不再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单独变革，新能源、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新方法的一系列深刻转变正在推动并产生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革命。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不同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历次革命，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为应对工业危机而兴起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将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中发生质的转变。

所以，这场新产业革命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范畴内的一次小变革，而是应对工业危机而发生的一场全面颠覆和超越传统工业化的新工业大革命，人类将进入比工业时代更高级的新工业时代。我们之所以认为目前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是一场超越工业化的更高级的产业革命，把它称之为“新工业革命”，是因为我们认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级人类文明新形态应称之为“新工业文明”。这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线索上来确定的（见下表）。

记者：您认为新工业革命的发生将为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维观念带来怎样的变革？它的变革性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民青：目前，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面描绘这场革命可能带来的生产、生活乃至思想观念的变革还为时尚早。但是，作为一场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它已显现出来，这也是新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容和核心，值得我们高度关注。集中起来讲，新工业化是一种比工业化更高级更深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方式，它具有诸多新的特征。（1）劳动对象（生产原材料）的微观元素化。新工业化生产是从小分子、原子乃至亚原子层次入手进行的生产，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生产。新工业化生产既可以从微观层次上把各种生产生活废弃物用于再生产，又可以人工设计、生产出自然界所不能提供的无比丰富的物质新材料，并进而加工制造出日益复杂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甚至可以创造出各种难以想象的奇迹。（2）主导能源的物理化。新工业化的主导能源从化学层面推进到物理层面，主要是核能、太阳能、风能等，而开发热核聚变能、太阳能的最理想地是建立月球能源基地，这些能源几乎是无限的，既干净又不会枯竭。（3）生产手段的高度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到智能化，不论微观层次的生产还是太空中的生产，都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的人工生产，而是依赖高度智能化手段进行的生产。（4）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循环化，包括深层循环利用和高层循环生产。在新工业化生产中，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品都可作为资源进入再生产，从而把工业化生产的“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生产方式转变成“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方式。（5）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生态化。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循环化，必然造成环境的生态化，这也是真正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发展。（6）生产和活动空间的太空化。人类活动不再局限在地球上，将在大尺度的太空中展开。（7）新工业化对工业化的替代化。这如同农业对采猎业具有替代作用是一样的，这是因为，采猎业和农业同属生物文明而农业又是其高级阶段，工业化和新工业化则同属化学文明而新工业化又是其高级阶段，所以，新工业化的兴起必然同时造成传统工业化的衰落。

按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作为“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资源的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发生以资源匮乏生态恶化为主要表现的工业危机，人类将迎接这种挑战并在应战中开拓出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目前，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和正在投入这场新工业革命，例如美国、日本、德国就走在新工业化的前列。美国正在大力发展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太空科技，以新科技革命引领新产业革命。日本则积极应对工业危机，正在努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型社会。

记者：置身在这样一场历史性大变革中，中国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韩民青：历史表明，新产业革命往往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的历史契机。工业危机的来临已经使中国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工业化，但新工业革命则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简单的看作工业化，没有新工业化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的崛起为世界强国。

所以，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及时抓住历史机遇，坚定而又积极地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在21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中国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主要应包括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资源环境革命、文化和社会革命以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领域。主要有如下13项内容：（1）中国新工业化科技发展战略；（2）中国新工业化产业发展战略；（3）中国新工业化信息发展战略；（4）中国新工业化能源发展战略；（5）中国新工业化材料发展战略；（6）中国新工业化水资源发展战略；（7）中国新工业化生态建设发展战略；（8）中国新工业化太空开发发展战略；（9）中国新工业化农业发展战略；（10）中国新工业化服务业发展战略；（11）中国新工业化教育发展战略；（12）中国新工业化文化发展战略；（13）中国新工业化社会建设发展战略。

记者：为了切实落实新工业化发展战略，需要把它们具体化为若干重大工程。您认为都应具体化为哪些工程？

韩民青：这些重大工程主要有以下八项：

1.新科技革命工程。新科技革命工程一方面要积极建构居于时代前沿的新工业化科技体系，另一方面又要积极为新工业化产业革命奠定基础。新工业化科技体系主要包括：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信息智能科技、纳米科技、生物工程科技、生态环保科技、太空科技、装备制造科技等。到2050年要建设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创新型国家和创造为本型社会，引领我国如期实现现代化。

2.新产业革命工程。大力建设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技术研发联盟，以新科技革命引领新产业革命，积极推进新工业产业体系建设，主要包括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信息智能产业、纳米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太空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等。到2050年，要建设成世界领先的新工业产业体系以及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体系。

3.新能源革命：能源互联网工程。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风能、太阳能、核能的开发利用，争取到2050年新能源比重达到60%以上，并建成全国能源互联网。积极倡导和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4.新材料革命工程。新工业化的原材料要到达元素层次和深层循环利用，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要加大新材料元素化循环化的研发，如纳米技术、合成生物技术、3D打印技术等，力争成为新材料革命的排头兵。

5.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工程。在新工业化变革中，要始终坚持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领域广泛普及和不断提高信息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建设高度信息网络化智能化社会，要使我国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尽快居于世界前列。

6.生态建设：绿色新西部工程。占有广阔国土面积的我国西北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地理演变中出现了种种生态问题，如干旱缺水、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综合表现为土地荒漠化。应积极实施生态化改造工程，使其成为新的生态财富和自然资本。“绿色新西部工程”要在2050年前初见成效。

7.太空开发：月球基地工程。太空开发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我们必须重视太空开发，确保世界航天强国地位。在2050年前，重点开拓和建设月球基地，包括新能源基地、新材料基地和生态化建设基地。在月球基地建设中，要大力提高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同时，还要努力开拓火星等深空探索。

8.全球共同体合作发展工程。除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亚太自贸区建设，我国还要更大力度地投入到全球共同体合作发展中，把中非合作、中南美合作、中欧合作均纳入全球共同体合作发展框架中，成为全球共同体合作发展的强有力引领者。

记者：随着新工业革命问题的日益凸显，未来学术界应该如何加深对新工业革命的研究？

韩民青：应当承认，关于全球未来发展的研究的确发源于西方学者，这和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是相关联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学者关于全球未来发展的研究也逐步跟了上来。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第六次科技革命理论”“新工业革命理论”等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新学说、新思想也不断涌现出来。说实话，我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的水平一点也不比西方学者差。但是，在媒体上、在舆论界，我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往往被低估和忽略，往往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现在，这种轻视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局面逐渐在改变，这不仅会大大促进对我国发展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会促进我们研究成果向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最终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学者对社会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要紧密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时刻带着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来积极深化和开拓我们的研究。要在两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发展战略研究，二是发展理论研究。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开拓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转折时期，需要全面谋划从现在起一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甚至需要考虑到21世纪末我国真正成为引领时代步伐的现代化强国的那一刻，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深刻、全面的世纪发展大战略，我们的发展问题研究必须对此有所作为。此外，事实也证明，发展战略研究需要有深刻的发展理论作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观、文明观、发展观层面多有建树，积极开拓和深化已有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发展学说和发展理念，使我们的发展问题研究切实丰满扎实起来。事实必将证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向中国新工业化。